自言若是20歲拍攝以自己家庭背景為素材的紀錄片，肯定「怨天、怨地、怨社會」，黃惠偵擁有與一般人不一樣的父母，她只能在成長過程中慢慢與自己和解，然後才能理解母親，與母親和解。
（本文由黃惠偵口述、黃啟菱採訪整理）
我6歲開始做牽亡（註：一種民俗喪葬陣頭，同時具有招魂、超渡的法事形式，也有慰靈娛人及教化功能的民間小戲），小學三年級輟學，爸爸酗酒、家暴，媽媽忙工作、交女友，家裡總是只有我和妹妹，那時覺得人生好苦，長大想出家當尼姑。後來聽說，出家也要錢、廟裡還有分派系，真讓人絕望，人生好像已經沒有任何可能了。
媽媽20歲生我，不久後又生妹妹，原本她去工作時會交給保母帶，但太花錢了，她就把我們帶著、一起去出陣頭；工作結束後，她再把我跟我妹留在家裡，自己出去，回家後就躺在床上看電視，跟我們沒有什麼互動。
雖然覺得寂寞，但也不敢請媽媽多陪我，一方面習慣了這種不互動的互動，一方面也覺得媽媽為了這個家，已經很辛苦。我小時候就懂事到可怕，覺得凡事要忍耐。
我還在學時，也會去同學家玩，發現別人的媽媽都在家，會煮飯、切水果，而且課本裡面畫的媽媽都在家裡做早餐、灑掃，慢慢才覺得，我媽好像不一樣。
我爸呢？他也總是不在家。他是油漆工，只要領到錢，就去打牌，輸光了再去工作。喝醉酒、打老婆，是我認知的父親形象，就像妖怪。我跟我妹都討厭他，很少叫他爸爸，雖然他沒有打我，但我總覺得自己不能保護媽媽，常常想：「如果家裡沒有爸爸那有多好啊！」
發現媽媽是同志 10歲那年，媽媽帶著我跟妹妹逃家，原本以為逃離了痛苦，沒想到隔年又陷入另一種的痛苦。
那是1989年，我印象很深刻，因為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我在電視上看到坦克車開往人民，覺得好不可思議。正是在此刻，我聽到兩個長輩在聊天，指著我說：「她媽是同志，喜歡女生，變態，不正常。」
我早就知道媽媽會交女朋友，我們還沒離家時，她就會帶女朋友回家過夜，逃出家之後，也都一直有女朋友跟我們同住，還蠻自然的。只是，語言的力量好巨大，別人的一句話，就改變了我跟媽媽的關係，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她喜歡女生，是不對的事情。
我回家之後，一直打量媽媽，眼前這個跟我生活了11年的人，有人說她是變態，我想看看她到底哪裡變態，但我看不出所以然，只覺得她是我熟悉、我愛、我重要的人。
那畢竟是90年代末期啊！跟同志相關的訊息，都是負面的，全都在印證那位長輩講的話，我媽好像真的不正常。 我很掙扎，我愛我媽，也需要她，但所有訊息都在說「她不對、她不正常」，那我是「不正常的人生的小孩」，如果我不反對她，我就跟她一樣不正常囉？我很痛苦，根本搞不清楚所以然，只覺得我必須要站在我媽對面、跟她對立，才能讓我是正常的。
想學拍片，因為想要有詮釋權
這樣子的煎熬，一直到我20歲之後，才有些轉變。1998年，我還在做牽亡，楊力州導演來拍我們，我第一次認識紀錄片，原來只要小攝影機就可以拍片，我一直問力州導演說「這多少錢？」、「這怎麼用？」他也很nice的回答我，後來還寫信邀我去看紀錄片影展。
在影展中，我看到了陳俊志導演拍的《美麗少年》，我好驚訝喔，原來同志可以這樣被述說，於是，我有了想說故事的念頭，我也想要有一台攝影機，來告訴大家我們到底是怎麼樣的人。我開始去蘆荻社區大學上課，認識了許多人，後來還去紀錄片工會工作。
又過了幾年，我才明白，為什麼我當年看到攝影機那麼有感，因為我也想要有詮釋權。我身上有太多標籤了，媽媽是同志，我小時候失學，又在做牽亡──你幾乎不知道要怎麼跟別人說明這是什麼工作；新聞都說，那些失學的中輟生，在做陣頭的，都是問題少年，都會飆車、吸毒、拿開山刀去砍人，有時會想，為什麼這些人都不認識我們，但都這樣形容我們。
拍紀錄片才開始了解媽媽
我34歲時生小孩，身分轉換後，才發現，我黃惠偵不是一生下來就是媽媽，我已經活了30幾年，不會因為今天生產了，就突然變成無敵女超人。媽媽也是有侷限的，過往我那些對媽媽角色的想像與期待，實在太天真。
原來我過去一直在期待我媽媽成為她不是的人。
我認識我媽時，她已經是我媽，我不知道她是怎麼樣的人、從哪裡來、有怎麼樣的生長過程、為什麼進入婚姻。我開始重新看待我跟媽媽一起經歷的那些事。
我媽身體不好，每天都要吃好多藥，曾經兩次小中風，有一次還差點要做心導管手術，我真怕到她過世前，我都還沒有處理好跟她的關係。
我想把這個故事講完的念頭愈來愈強，就開始寫企劃案、投補助，也入選了。2014年，我開始請外面的團隊來拍，做了很多場她的訪問，每次都長達三、四個小時，透過攝影機，我找到跟她接近的方法。
因為拍片，我才知道她小時候看到人會很害怕，不知道要怎麼互動，逢年過節、有親戚來時，她都會躲到樹上。現在她很幽默、很有趣，擅長跟朋友講垃圾話，但她沒辦法講心裡的感受，她的不表達，其實是不知如何去梳理過往。
她因為跟女友吵架，才各自賭氣結婚，結果兩人都嫁得很慘。她對被家暴這件事情覺得丟臉，至今難以啟齒。她說，曾想找殺手殺我爸，但不知去哪找，而且也沒錢。她在帶我們逃出來之後，又陸續搬過30幾次家，怕被找到，直到爸爸自殺。
因為拍片，我才知道，她都跟女朋友說我跟妹妹是她領養的。
最後一場訪問，我問她，知不知道爸爸會叫我摸他、為什麼讓我跟爸爸睡同房。這件事一直卡著我。我假設她知道。我當媽媽後，就連小孩學走路跌倒，我都會很自責，我想要告訴她：我知道你很辛苦，我沒有怪你這件事情。我不希望她一輩子帶著這份自責。
後來拍攝素材分別剪成了《日常對話》與《我和我的T媽媽》，分別是電影版與電視版，敘事結構不一樣，對我自己來說，兩部片分別是我給媽媽的情書與我的自述。
沒有任何關係是「理所當然」
慢慢我學習去理解，天底下沒有哪一種關係是理所當然的，沒有「一定要愛」，其實是有很多現實條件的。把你自己置換成她，你會怎麼做呢？所謂和解，不是單純的感性、也不是單純的理性，而是在理性理解後，再去梳理感覺與愛。
做一個人，能夠有機會創作，真是很奢侈的幸福。我跟我媽經歷的，外人看起來狗屁倒灶、不幸的人生，也能用比較有建設性的方法來做回饋；我們曾經經歷的，未來還可能有人再經歷，把我們的故事講出來，可能對別人會有幫助。
雖然經歷的苦難多於安樂，但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就是那些過去好的、不好的事情加總累積成我。我還是感謝媽媽，如果不是她，我不會有機會來到世界上，如果人生一路都很順利，我不會理解他人的苦，這是作為人很重要的事情。
我女兒現在也會問：「你愛我嗎？」人對於愛的追求跟質疑是天生的，我跟我媽的問題解決了，接下來，可能要面對我跟我女兒的。
和解的瞬間 我起初野心很大，希望拍片能做到我跟自己的和解、我跟我媽的和解、我媽跟她自己的和解。
我跟自己的和解，就花了30多年。很多人看到片子，都覺得裡面是很有愛的，有很多的包容與理解，很正面，我都會說，如果我在20歲就拍了、剪了，那會是部「怨天、怨地、怨社會」的片子。後來的我，有不一樣的角度理解這些事情。
我跟我媽的和解，是在她看到完整影片的當下。她第一次看就是在華山，那麼大的螢幕，裡面是我和她，她抽離出來，在觀眾的位置，彷彿在看別人的生命故事，那是很奇妙的經驗，我想她可能是第一次有距離的看自己。我們通常都是在很裡面的，看不到事情全部的樣貌。
也因為她被關在戲院裡，一定要看完，一定會聽到我傳達的聲音，她才真正理解我到底要對她說什麼。後來她心情好了一個月，每天情緒品質都很好，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她在這種狀態。
至於她自己跟自己的和解，真的有點難，不過她有說，把事情說出來比較輕鬆了，至於她能放下多少，就隨緣吧。
紀錄片導演黃惠偵，關注移工、土地正義等議題，新作《日常對話》以自己的家庭故事為素材，入圍金馬獎也入選了柏林影展。父親酗酒，母親是同性戀者，在那個封閉的時代更顯得禁忌，黃惠偵命中註定要經歷與眾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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