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與我一起勇敢地踏出第一步

我是甘仲維，台灣第一個在失明後取得資訊領域博士學位的視障者。出生八○後的六年九班，那時候只要注意天氣是好是壞，不需要擔心PM2.5 濃度；也是國小作文題目少不了「我的志願」的年代，我從沒想過長大之後要當博士，也沒想過要當作家或廣播人，更沒想過要當一位視障者，但這一切卻同時發生了。完全失明後，我克服各種挑戰和考驗，直到手心捧著這本作品；看不見上頭的字卻感受到它的重量的這一刻，我知道這一切是真的。

離開台灣前，那是國語歌壇巔峰的年代，下課十分鐘，我偷偷聽著當時是違禁品、不能帶去學校的AIWA Walkman(愛華隨身聽)。翻轉錄音卡帶Ａ、Ｂ面，耳機傳來張雨生〈我的未來不是夢〉，喝一口冰涼的罐裝黑松沙士，自以為是全台灣最酷的小學生，而當年的我才國小二年級。

離開台灣前一週，最後一次上課，我特地繞到高年級教室外的老榕樹下，那是下課十分鐘我最愛窩的角落；帶上耳機，盯著操場上哪個小屁孩，用躲避球Ｋ了另一個小屁孩；第二節下課，哪個小屁孩搶到肉鬆麵包加海苔，哪個小屁孩不甘心邊啃菠蘿麵包邊想怎樣跑得更快。同樣的場景、畫面，就在雙手撥弄老松樹「鬚鬚」的同時，一幕幕消失在我眼簾，旅居海外多年四處打卡，本以為有些記憶會淡忘，殊不知早已深深烙印在腦海。即便我不再是小學生，也看不到了，那些小屁孩嘻笑打鬧聲，在黑暗處更顯得清晰、響亮。

許多人好奇我的成長背景，從小待過不同的國家，讀過各地的學校，打破跨越種族、文化、語言的障礙，並非家人從事外交工作，而我卻從小善盡國民義務，做好國民外交。萬萬沒想到成為障礙者之後，依舊為了身心障礙者的平等、平權議題四處奔走、費盡心思。甘媽打趣說：「就當能者多勞吧！」

不少人直覺認為是我的父母親用心良苦，與其說家庭從小刻意栽培，倒不如說歪打正著；畢竟那個年代千方百計把孩子送出國，又要忍受青春叛逆期的頂撞，父母實在難為。

後來認識已成為「墨鏡哥」的朋友，無論是透過報章雜誌、電視、電台，或是網路等媒體，對於我的成長背景、求學歷程，甚至是過去及現在的專業經歷，除了感嘆更直言：「墨鏡哥這一路過來，不就是為了成為視障者而做準備嗎？」

聽起來心酸，要能跨越非障礙到克服成為障礙者的恐懼和絕望；必須結合專業技能，以及成為視障者之後的所「聽」所「聞」，排除外在多餘的訊息，並跳脫自身的盲點與局限，還要盡一己之力、為視障及其他弱勢團體發聲，其實真的沒那麼簡單。

有一回在電台主持節目時，有位先天視障的聽眾call-in，劈頭就說台灣社會對身心障礙者有多麼不友善，也激勵後天失明的朋友要收起眼淚趕快振作。雖然口氣難免直接、急躁，卻一針見血地點出這些鮮少被廣為探討、關心的議題。我當場在線上分享，先天障礙是與生俱來的，是後天不友善的環境突顯了這些不公不義；而後天成為障礙者除了要克服打擊，要學的實在太多，就像新生兒一般；因此，更需要高度的同理，不單是翻轉不友善的社會，更是人與人之間必須面對的課題。

每當睜開眼、閉上眼，察覺眼前只剩下一片黑，一開始老覺得手忙腳亂，就像還沒學會游泳，卻從橡皮艇上跌入大海中，管他蛙式、仰式、狗爬式，還是自由式，也顧不得優不優雅、帥不帥氣，死命地划啊、踢啊，只求能浮在水面上不要溺斃。經過一遍又一遍反覆練習，找到呼吸的頻率，透過聲音、氣味和定位點，看不到也可以靈活地擺動身軀。就像鯨魚不也是藉由聲納的傳遞，在一片汪洋中找尋方向感？雖然難免發生意外，Ｇ ＰＳ 導航錯亂衝上岸，就算跌倒受點皮肉之傷，站起身拍拍灰塵，便能再次定位重新出發。就像書中提及大大小小的人物，甚至是陌生人對我伸出手試圖拉我一把，如果不伸出自己的手，又怎麼彼此帶動？原來看不到，只要換一種方式，不但可以繼續前進，還能夠持續探索這個世界。

「你真的看不到嗎？」這是失明後，最常被陌生人問的一句話。天知道我有多希望能再次看見天有多藍、雲的柔軟、家人的臉和你的笑靨而不可得，但等待醫療進步到能讓我重見光明之前，拿起白手杖的剎那，便是勇敢的象徵，自我保護不要受傷，是一種負責的表現，也讓愛我的人無須牽掛或跟著受傷。原來勇敢的擺動白手杖，敲打著節拍，就已經在黑暗處聽見了光。

僅以這本書，獻給每一位和我一樣，正在經歷人生不同階段挑戰的你。無論是看不到、聽不見、說不出、走不動，身體自然老化；或是失業、失學、失戀、失婚，找不到人生方向，別急著放棄，因為墨鏡哥也沒有。當你翻開這本書的第一頁，就像我第一次拿起白手杖，請與我一起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吧！

墨鏡哥

二○一六／六／十九

摘自 甘仲維(墨鏡哥)《在最暗處看見光》/時報出版 

Photo: Ben White, CC Licensed.

數位編輯：曾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