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德‧羅斯
標準化測驗，造就一群困在教育迷宮裡的天才
我和其他無數學子一樣，在制定未來的志向時，深深感受到桑代克式的評等制所帶來的壓力。我在高中時參加了一項標準化大學性向測驗，多數的美國大學都用這項測驗的結果當作入學標準。桑代克一定會愛死這項測驗，因為它不只會回報你的等級，還會利用等級來預測你在各所大學的表現（如果你選擇就讀那所大學的話）。我很努力想忘掉測驗結果的所有細節，但記憶的蛛絲馬跡仍縈繞不去，就像創傷事件後留下的痛苦殘影。我的分數讓我落在高爾頓會稱之為「庸才」的區間，而測驗報告告訴我，根據我的分數，我在韋伯州立大學（位於猶他州奧格登的一所開放招生制學校）得到B（含）以上成績的機率，只有令人洩氣的四○％。但是比起我在第一志願楊百翰大學拿到B（含）以上成績的機率：區區二○％，前者仍然略高一籌。
我記得自己讀著這樣的預測結果時，有種萬念俱灰的沮喪。畢竟這些印在工整欄位裡的百分比數字，散發著數學的嚴肅權威性：我感覺單單這一場考試就掂量了我身為人的所有價值，而結果顯示我是很貧乏的。我的初心是以為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工程師或神經學家，但省省吧，那是多麼愚昧的妄想啊。那場測驗凝重地宣布，我最好習慣當個平均人。
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體系完全以桑代克的理想在運作著：打從我們初進學校，我們就依照設計給平均學生的標準化教育課程中被分類，表現超越平均值的學生能獲發獎勵和機會，進度落後的則承受約束和輕視。現今名嘴、政客和行動派不斷疾呼我們的教育體系已經分崩離析，然而事實正好相反。過去一世紀以來，我們的教育體系已經臻於完美，運作得就像上足了潤滑油的泰勒主義機器，榨取出每一滴效率，成就最初始的目標：有效地評等學生，將他們分派到社會上的適切位置。
從教育開始，就是充滿類型和等級的世界
在大約五十年的期間內—從一八九○年代到一九四○年代—我們整個社會制度都拿平均值來評估我們。在這段轉變期內，企業、學校和政府都逐漸採納了「系統優先於個人」這個指導性的信念，進而根據我們每個人的類型或等級來開放機會給我們。現今，平均觀時代的勢頭仍如日中天。在二十一世紀已邁入第二個十年的現在，我們每個人受到評價的根據，仍是我們有多接近平均值，或是我們能夠超越平均值多少。
平均主義也確實讓我們付出了代價。正如同「諾瑪相似度競賽」，社會也驅使我們去符合某種狹隘的期望，好在學校、職場和人生裡順遂如意。我們都致力於和其他人一樣，更精確地說，我們都致力於和其他人一樣，只是更優秀。資優生之所以被定義為資優，是因為他們參加了和其他人一樣的標準化測驗，只是表現得更出色。王牌求職者之所以搶手，是因為他們具備和其他人同質的資格條件，只是更傑出。我們已經失去了個體性的尊嚴，我們的獨特之處成為成功之路上的負擔、阻礙，甚至是不幸的亂源。
我們活在一個不管是企業、學校或政客都強調個人很重要的世界裡，可是一切制度又都顯示系統總是優先於你個人。員工為公司賣命時，會感覺自己被視為機器裡的一顆齒輪。學生拿到的考試結果或成績，會使他們灰心喪志，覺得夢想永遠沒有實現的一天。我們在職場上和學校裡，總是被告知只有一種正確的做事方法，而假如我們採取不同的做法，別人經常會說我們誤入歧途、想法天真，或直接說我們犯了錯。有太多時候，「表現優異」的優先順序並不會凌駕於「符合系統」之上。
但我們希望別人看見我們的個體性。我們想生活在能做自己的社會裡，我們想順應自己的本性去學習、成長、求進取，而不是必須改變自己去吻合人為的標準。這種想望引起一個超級重要的疑問，也是貫串本書意旨的疑問：一個堅信只能參考平均值來評估個人的社會，怎麼可能營造出理解和駕馭個體性的環境？
摘自 陶德‧羅斯《終結平庸》/先覺出版
Photo：Henry Burrows,CC Licensed. 數位編輯：吳羽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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