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教育 每個小孩都很重要

我的孩子班傑明四歲那年開始拉小提琴，但因為種種原因，他練琴時間一直不夠，而他練得愈少，就愈提不起興趣，就在班傑明打算放棄小提琴的時候，他上了一位芬蘭小提琴老師柯茜的課。柯茜很懂得恩威並濟，但從來不會拚命讚美班傑明。那不是她的作風。

柯茜的做法很實際，直接向班傑明解釋練習有什麼好處。她有一天很認真地跟班傑明說：「你看。」接著便嫻熟地畫了一張圖表，跟他說只要週一專心練習某一段十次，週二就只要練習八次便能維持相同水準，甚至更進步一點。接著她又畫了一張圖表，讓班傑明看到只要一天沒練習，技巧就會下滑多少。不只損失一天的鍛鍊，連之前累積的成果都會不見。柯茜告訴我們：「犯錯沒什麼好怕的，錯誤會告訴你事情。」犯很多錯誤不表示你能力不夠，只表示練習時必須更講策略，確立目標。犯錯往往表示一次學習太多，最好下修目標，每次熟習兩到三個技巧就好，縮短練習的段落。目標明確的小段練習雖然只能緩慢提昇熟練程度，但比連續練習一首曲子好幾次還有效果。

柯茜的口頭禪是：「永遠不要低估孩子。」要相信孩子有能力滿足別人設下的期望，但也要確定設下的期望是可達成的。柯茜非常注意孩子的表現，會酌情修改目標和策略。但她最終的目的還是提供工具（包括訊息、暗示與指引）給班傑明，讓他學會為小提琴負責，並懂得激勵自己。班傑明到現在還是很喜歡練琴。

認識柯茜幾個月後，我去了芬蘭一趟，發現那裡的教育制度背後的指導原則跟柯茜的做法很像。芬蘭人認為當孩子有學習動力，並有工具協助他們做出負責而有效的決定時，孩子的學習效果最佳。老師和大人們努力和孩子建立關係，尊重孩子，創造最優良的學習環境，以幫助孩子實現潛能，獲得成功。芬蘭人將孩子視為國家最珍貴的資產。

芬蘭教育的成功之路

在外人眼中，芬蘭教育似乎充滿矛盾，因為它打破了許多常規。在芬蘭「少即是多」，孩童七歲才開始學習課業，而且下課時間很多，上課時間也比美國短近三百小時，作業份量也是所有工業化國家最少的。芬蘭沒有資優課程，沒有私立學校，也沒有高標的全國標準化測驗。

然而，過去十年來，芬蘭在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針對全球十到十五歲學童的標準化測驗）的表現始終名列前茅，美國小孩只居於中段，遙遙落後芬蘭。

芬蘭人教育改革的方向幾乎和我們完全相反。美國強調集中規範和外在標準化測驗，並會懲罰表現不佳的學校，芬蘭則是刻意捨棄高度集中化的教育架構及大規模的紀錄與測驗，轉而選擇聘用能力卓越的老師，並賦予他們充分的教育自主權。

美國的老師和學校為了讓學生在標準化測驗表現出色，承受了許多壓力，導致許多老師「只為了考試而教書」。芬蘭也很重視數學和閱讀之類的核心科目，但其他科目同樣沒有輕忽，例如家政、音樂、美術、木工、體育和外語等等。雖然芬蘭老師的工作時數和美國老師相當，花在教課的時間卻比較少，表示他們更有時間精進自己的授課能力，例如規劃課程、和同事合作或評估學生的整體進步等等。

目前芬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學生完成九年基礎義務教育，後期中等教育（十六到十九歲）的學生也有九成以上順利畢業。不只學生課業成績突出，學校間的表現差異也比其他國家還小。儘管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逐年增加，芬蘭還是不斷縮小學生和學校間的成就差異，幾乎全國所有學校的所有學生表現都一樣出色。因此，世界各國近年來紛紛湧到芬蘭取經，想了解芬蘭教育大獲成功的秘訣，我也前往赫爾辛基一探究竟。我帶著米雅和安娜貝爾，同行的還有我的朋友蘿拉和她十多歲的女兒琵帕，幫我照顧兩個女兒。

芬蘭小孩少壓力

艾芮絲和娜蒂亞是芬蘭後期中等教育的二年級生，相當於美國的高二生，艾芮絲告訴我：「芬蘭青少年的權利很多。」還說覺得自己過得很好。她表示學校裡的大人都「努力傾聽我們，並尊重我們的選擇。」學生有很大的自由，可以自己作主，例如安排自己的課程進度。老師還會鼓勵他們經常變動課程，好讓學習維持趣味，甚至讓他們選擇什麼時候考試。

芬蘭學童直到11歲才有作業和評分。即使是小學，上課時間也很零散。不少學生跟我說他們有時10點才上學，只待4小時就下課了。最近一項研究顯示，芬蘭孩童只有百分之7對數學感到焦慮，法國和日本的孩童則是百分之52至53。從外人的角度看，芬蘭的學校非常輕鬆。艾芮絲和娜蒂亞告訴我，她們放學之後喜歡找朋友玩。雖然也想在學校表現優秀，但並不感覺家長有給她們太多壓力。

芬蘭小孩對未來比較不焦慮，也就比較沒壓力。大學無須學費，而且水準通常很高。技職教育不僅沒有被看輕，反而中小學裡廣設勞作科目，清楚傳達一個訊息：芬蘭人敬重所有行業。芬蘭小孩比較沒有進入「對的」大學和擁有對的職業的壓力，使他們的童年輕鬆許多。這裡和美國不同，想上大學不必在高中時期填滿精心挑選的課外活動和社區服務，放學後也不用再去補習或課後輔導好幾小時，以便贏過其他同學。但在南韓、新加坡和中國這些學習成績突出的國家，補習卻是學生生活的常態。

要讓每個孩子都成功

我在芬蘭聽過一句俗語：「任何腦子都不能浪費。」芬蘭老師會全力防止任何孩子脫節落隊，所有學生都有權要求學有專精的教師提供個別支援，而非只有課業表現欠佳的學生才能得到幫助。中學時（13到16歲），所有芬蘭學生每週都有2小時的教育指導和諮商時間，而「入學準備」的意思也和美國大不相同，不是學生準備好入學，而是學校準備好滿足學生的需求。米莉亞是芬蘭媽媽，兩個孩子在美國和芬蘭兩地長大。她告訴我，她覺得在美國經常得自己站出來幫助女兒，好讓她在學校表現出色。她必須自己發現問題，自己想辦法爭取到個別化教育計畫，努力說服老師她女兒需要多一點考試時間。但在芬蘭完全不同。米莉亞告訴我，學生在芬蘭考試時間很長，所以不需要申請放寬。她說：「美國的做法幾乎是在獎勵孩子錯誤的行為，」讓重點變成搶時間完成考試，而不是確保孩子吸收知識。芬蘭的考試更寬容，因為重點是讓學生了解並內化上課所學。有些孩子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做到這一點，老師也會努力多給他們時間。米莉亞反問道：「但在美國，學習靠的是懲罰，是拿低分。想辦法幫助孩子，讓他們能準時交作業，難道不是更好的做法嗎？考試拿丁真的能讓孩子學到什麼嗎？

她接著說：「在美國，我常覺得自己得花上所有時間為女兒爭取一個適合她的學習環境。這裡的老師只想把她塞進某個框框，芬蘭的老師則是特別為她打造一個框架。」她女兒的學習方式在芬蘭不是問題，在美國卻成為學習障礙。

我去看了芬蘭小學的上課情形，每班學生都很喧鬧。陽光普照，拉提市的那所小學空間寬敞，寬闊的走廊方便下課的孩子成群結隊衝出去玩耍。芬蘭小學生平均每天下課時間為75分鐘。英文老師佩卡一邊帶我參觀校園，一邊表示他認為小孩應該經常出去透氣。佩卡熱誠直率，跟我講話的同時還不忘跟學生互動，或要學生跟我交談練習英文。他的學生都很愛他、尊敬他。

芬蘭協助孩子成功的方式是信任孩子，賦予他們各種任務，而且從小學就開始這麼做，讓孩子明白人生和學習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這些任務不一定是課業，而是包括各種領域，讓孩子明白這些領域都很重要，必須認真以對。面對師長的信任，孩子也會三思而後行，做出負責任的行為。午餐時，我和很有想法的五年級小女生丹妮艾拉坐在一起。她說如果餐點沒吃完就會隔天再吃，「以節省糧食」。身為學生會成員，丹妮艾拉講起學校經費可是侃侃而談。

停留芬蘭期間，我還去斯彭瓊跟漢娜喝了一杯咖啡。斯彭瓊距離赫爾辛基大約一小時車程，漢娜是當地小學的老師，年紀和我相當，個性樂觀溫暖，在學校教德文和瑞典文，也是協助高風險或問題學童的教師小組成員。這些孩子可能家庭有狀況、缺乏學習動機或有輟學的可能，而學校的做法是伸出援手，盡量讓他們融入學校生活。漢娜認真說道：「這些孩子再怎麼說也是我們的學生，是所有老師共同的責任。」

斯彭瓊小學參與了芬蘭一項名為「JOPO」的全國計畫，目的在防止高風險學生走上岔路。老師會邀請評估為高風險的學生加入這項由政府出資的計畫，每位學生由五名老師負責。漢娜表示：「我們會和學生保持密切聯繫，」只要學生早晨8點5分還沒有到校，老師就會聯絡學生、學生家裡或社工人員。他們希望讓孩子知道隨時有大人關心他們和他們在做什麼。他們會讓學生自己擬定學習計畫和學習目標，並督促學生做到。他們會利用課外時間繼續接觸學生，和學生建立關係。漢娜說，他們有時還會採用「食物教學」，和學生分享零食或餐點，由學生負責採買和烹飪。

這些孩子還會得到許多有意義的實務經驗，以輔助他們的課業表現，維持學習興趣。他們一年可能有四十到五十年在數個工作場所實習，例如修車廠、美容理髮店或其他行業，以了解各行各業的實際工作狀況。漢娜告訴我，這種親身體驗「讓這群通常缺乏動力的學生變得非常積極。」

JOPO 四年前開辦以來，所有參與這項計畫的斯彭瓊學生都順利畢業了。漢娜告訴我，計畫實施之前，高風險學生約有四分之一會輟學。這種一對一、齊力協助高風險學生的方式顯然有效，讓她非常開心。她跟我說：「就算只能拯救一個學生也值得去做。只要我們多付出一點時間和金錢，未來就能大大不同。你知道，我們芬蘭人覺得人人都有權利接受高品質的教育，不該因為出身背景而有不同。」

由於芬蘭老師有教無類，反而成功激發出每一個孩子的潛能。這就是芬蘭教育制度看似矛盾的特點。他們不強調國際競爭力或個人高成就，所有教育改革和決策幾乎都以平等為目標。美國家長必須時時關切孩子的教育進展，才能確保每一個孩子得到應得的培養，因此倍感壓力。芬蘭的孩子卻人人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機會，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美國許多政策制定者認為芬蘭太小、人民同質性太高，因此往往對他們的經驗不屑一顧。但史丹佛大學的達令哈蒙德教授並不贊同。芬蘭人口和明尼蘇達州差不多，因此他們的做法應該適用於各州，更何況美國的教育改革本來就經常以州為範圍。芬蘭教育部國際事務交流合作中心主任帕思．薩爾博格是《芬蘭教育這樣改》的作者，他在書中反駁以學生族群太過多樣為藉口的教育人士，提醒他們芬蘭對移民學生的教育一樣出色，「在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的成績明顯優於其他國家的移民學生，」而且平均高出四十分。

對芬蘭和美國來說，比較有意義的差別不是族群多樣性，而是貧窮。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美國有百分之廿三點一的兒童活在貧窮中，芬蘭只有百分之五點三。芬蘭人深信學生的基本需求沒有滿足，就不可能在學習上表現出色。我聽到不只一位芬蘭老師告訴我：「餓肚子什麼都學不來。」美國對學生缺乏基本全面的支援，使得許多孩子受制於困境，無法成為具有生產力的成人。

芬蘭教育制度的成功秘訣簡單得驚人，基本上依循了二十世紀初美國知識份子兼進步教學運動發起人約翰．杜威的想法。杜威的理念構成了芬蘭教育最明顯的特色：

教育是當下生活的過程，而非為了未來生活做準備。學校必須呈現眼前的生活……學校生活應該慢慢脫離家庭生活……老師在學校不是灌輸理念或塑造孩子某些習慣，而是處在孩子之間篩選各種可能影響他們的力量，並協助孩子適當回應那些力量。

雖然這段話是在1897年寫下的，現在讀來依然鏗鏘有力。教育不只是為了學問或成就，也不只為了未來想成為什麼人，而是協助孩子面對當下的生活，以便學會面對未來的世界。更驚人的是，杜威不僅啟發了芬蘭教育，也啟發了日本。原來我們根本不用到國外取經，就能找到適合美國孩子的教育理念。

芬蘭和美國最大的差別在於芬蘭小孩有更多時間「做自己」。派薇的三個小孩分別是5歲、9歲和11歲，三人每天早上都會穿越一座小森林到車站搭公車到赫爾辛基市郊去上學，冬天出門時更是一片漆黑。派薇記得自己的童年生活幾乎沒有壓力。她覺得大人都信任她，讓她自己決定學校、興趣、朋友和男友的事。因此她現在也很努力成為這樣的家長，對小孩採取放鬆的態度。連她的五歲女兒都會直接跟她說「媽，我想去看我朋友在不在家。」然後就出門了。派薇有時也不知道女兒去了哪裡，但她並不擔心。小孩會玩運動，例如足球、冰上曲棍球或滑雪，但派薇告訴我：「我們不希望他們太認真，這年紀的小孩打球應該只是為了好玩，我們希望他們能多嘗試各種事情。」派薇英文很好，她有一回在網路親子論壇讀到一位母親請教小孩要到幾歲才能讓他一個人待在溜冰場，好幾位美國家長回答「至少14歲」，讓她大為詫異。派薇告訴我，芬蘭沒有家長還會跟在14歲孩子身邊，開車接送他們或經常盯著他們，因為他們相信人生是孩子自己的。

我在這裡見到的每一個人都強調芬蘭的特色就是在孩子的能力範圍內，盡可能讓他們為自己的人生負責。考尼亞倫的中學生告訴我，他們很重視學校給他們空間，讓他們自己思考未來要做什麼。十六歲的比爾告訴我：「在芬蘭，家長不會告訴小孩必須做什麼。他們只會給我們建議和榜樣，然後讓我們自己決定該怎麼做。」比爾一位講話輕聲細語的同學也同意道：「家長對小孩說教會出問題，因為自己當年沒做到而要小孩成為工程師也會出問題。」

然而，許多美國家長和中國或南韓等社會競爭激烈的國家的父母親一樣，非常焦慮如果不為孩子鋪好成功的坦途，他們就無法擁有美好的人生。換句話說，就是讓孩子參加有益於他們未來的活動，安排他們的時間，確保他們吸收正確的知識與經驗。拿著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到芬蘭做研究的沙拉．艾波蓋特，每到一所學校圖書館就會問館員選書和網路過濾的事，因為美國家長和老師都認為他們必須擔任孩子的守門員。她回憶道：「那些館員會一臉困惑望這我，無法了解我的問題。什麼叫過濾？他們根本想都沒想過。」芬蘭人很少談到檢查和管控，也較不在意孩子接觸到的內容。對於孩子應該有什麼行為，他們的態度更輕鬆，也更包容，規矩更少。

莎拉告訴我：「這實在很有意思，因為他們其實非常注意孩童。」她記得芬蘭所有學齡前兒童在公園或戶外遊玩都會穿著反光背心，好讓大人一眼就看到或認得。芬蘭非常重視孩童的基本需求，如飲食、居住、衣物、健保和高品質的教育，並會提供社會支援。莎拉說：「這裡的初期國民教育師生比低於美國，顯示芬蘭希望盡早『面對』孩子的學習困難，而非事後補救。」之後大人還會在許多方面給予小孩大量的自主權，「逐漸釋出責任」。莎拉認為這正是芬蘭教育的特質。「美國人很怕給孩子太多選擇，因為怕孩子選錯。」

莎拉一學期後回到美國，許多看法都改變了。她明白美國老師在教學初期需要更多協助，小孩則需要更多戶外時間。「我們應該每45分鐘就放孩子出去跑跑。我剛到芬蘭的時候，心想這怎麼可能？那裡的老師卻告訴我，要是小孩沒有每45分鐘就出去放風，他們根本不知道怎麼教書！從芬蘭回來之後，我現在會跟孩子說，拜託，外頭氣溫又不是零下，快點出去玩。」

去了一趟芬蘭，見到那麼多大人給予孩子支持與尊重，我的看法也變了。他們有些做法很吸引我，例如有機的學校營養午餐和充足的下課時間，不過最大的心得還是見到追求平等、自由與創造力對教育的益處。

造訪芬蘭讓我更加明白所有孩童的基本需求都必須得到滿足，要有營養健康的飲食、情感支持、資源、充足的戶外時間和穩定但多樣化的活動安排。我現在曉得「學習如何學習」的重要性不下於注重事實、知識或盲從。我更相信給予孩子時間親自體驗事物、挖掘興趣，將能幫助孩子思考更敏銳而有創意。這些都是21世紀生活的關鍵能力。

當我試著逼孩子去做我覺得對他們有益的事，我其實不是在幫忙孩子。班傑明的小提琴老師柯茜讓我們第一次察覺這一點，而我在教養孩子的過程中也不斷得到相同的體會。雖然焦慮的家長很難抗拒文化習俗的影響，覺得自己必須為孩子的未來鋪路，但每當我想要自作主張時，只要看到孩子一臉不服氣，就會明白這麼做不會有學習效果。當我們花時間向孩子解釋為何某個方法行得通，幫助他們設定可行的目標，讓他們體會成功的滋味，相信他們有能力成大事，孩子的學習效果不僅最好，而且他們也會樂在其中，想要學習更多。重點不在孩子知道什麼。他們最需要而也是我們最該培養他們的，是求知的渴望，以及將所學應用到生活上的投入態度。

摘自 克莉絲汀‧葛羅斯-駱《教養無國界》/皇冠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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